石家河玉器：史前先民的精湛工艺揭秘

距今4000年前后，石家河遗址以玉器最负盛名，神人像、凤鸟、虎等玉器题材，蕴含着石家河先人对祖先神祇的信仰与对自然生灵的崇敬，其琢玉技艺已臻史前东亚最高水平。以当时的技术条件，先民是如何将玉石雕琢得如此精美绝伦的？如何通过雕琢出特殊形象赋予一些玉器以通天神性？这些玉石石材来自哪里？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近日采访到有关专家，请他们还原史前玉器加工制作图景。

媒体记者提前探访“玉神——石家河玉文化特展”。长江日报记者周超 摄

石英钻头

证实石家河玉器多在本地制作

“从数量上说，目前石家河文化玉器全国共有800多件，而出土自石家河遗址的就有近500件。”

1月31日下午，天门市石家河遗址管理处（天门市博物馆）副主任徐同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石家河文化玉器所用石料主要有透闪石和云母玉两种。天门及周边地区不产这两种石料，目前国内多所高校和玉石研究机构，对石家河文化玉器的玉料来源尚无定论。

从石家河遗址出土的大批玉器半成品和玉石边角料来推断，石家河遗址出土的玉器，大多为本地制作。

1月30日下午，“玉神——石家河玉文化特展”展览策展人、盘龙城遗址博物院展览部程酩茜，在展厅现场也告诉记者，证实石家河遗址出土玉器是本地制作，还有实物证据，那就是与玉器出土的同时，还出土了一枚石英钻头，这枚钻头的出现时间测定为后石家河文化（距今4200年—3800年）期间，出土于天门石家河遗址严家山13号瓮棺。

荆州枣林岗遗址39号瓮棺出土的鹰形玉笄。所带穿孔也可能代表着和玉器制作的钻头有关。长江日报记者周超 摄

当时的石料钻头如何钻孔？程酩茜介绍，当时按钻孔方式可分为单面钻和双面钻(对钻)，单面钻的孔形似上大下小漏斗状，双面钻孔壁上一般有台阶状凸出痕迹。按钻孔工具划分为实心钻(桯钻)和空心钻(管钻)。钻孔时，用弓弦缠绕钻头，拉动弓弦，带动钻头转动，钻尖就可以作用于玉料壁上。

程酩茜说，目前的研究成果显示，治玉在石家河是专门化的手工业，拥有独立的工匠团体和系统的生产模式，琢玉技术也在此得到革新。半成品、边角料和制作玉器工具的出土，即证了石家河玉器为本地制作。而小体量、高品质的透闪石软玉与云母玉质，则侧面反映了玉料的外来输入特点。

推测：

吸收并超越了良渚治玉技术

“石家河遗址出土的玉器具有非常高的制作水平，可以说能代表同期玉器制作的最高水平。”

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谭家岭9号瓮棺出土玉连体双人头像。 长江日报记者周超 摄

现任教于湖北美术学院的蔡青一直从事古玉研究，其博士论文名题为《后石家河文化玉器艺术的特征与源流考》，2016年到2019年，蔡青为写博士论文，田野调查的足迹踏遍石家河遗址、浙江良渚遗址、安徽凌家滩遗址、山东龙山文化等相关遗址。

1月28日，蔡青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石家河文化玉器加工精细度高，综合体现了片切割、线切割、打孔、浅浮雕、浅阳线雕、阴刻、镂空等工艺，器物表面大多是经极细的解玉砂打磨和抛光。石家河文化玉器最具代表性的工艺为浅阳线饰纹，即将纹饰线条之外的地子部分减低，使纹饰线条凸起，阳线的制作难度远远高于阴刻，在视觉表现上更具立体感。加工工具片切割是用带刃边的硬质石器带解玉砂来切割，线切割即用麻绳、皮革一类线性软质工具带解玉砂来切割。

使用解玉砂来切割玉料，天门市石家河遗址管理处副主任徐同斌也证实了这一点，他说线切割是用麻绳、抹布加上解玉砂，来切割玉石。而解玉砂不像玉石那么稀罕，天门和周边地区都可以在河边找到这种砂。徐同斌同时认为，石家河玉器制作工艺很吸收了山东龙山文化玉器的工艺，在制作技艺上还受良渚玉器的影响，在工艺特色上与良渚又各有特色。良渚玉器主要是琮、璧等大型礼器，纹饰以细密的阴刻线表示；石家河玉器多为人、动物造型的佩玉，以浅阳线饰纹。

蔡青进一步解释，距今4000年前后处于石家河遗址晚期阶段，当时聚落社会重视原始宗教，属于早期王国时期，玉器是神权和王权的象征。石家河文化玉器多做成神人、鹰、凤、蝉、虎等造型。石家河文化玉器已完全脱离实用功能，而成为一个族群最重要的精神文化载体。故从玉器的选材，到加工工具的使用都是最优的。

“彼时已进入铜石并用石器，科技的进步也会促进玉器的加工工艺发展。此外，经过新石器时代玉器艺术的发展积累，除了工艺上的成熟外，玉器设计思维、设计理念也已发展到较高水平。”

“材美”“工巧”

主要服务于敬天礼地

1月30日下午，记者在盘龙城遗址博物院“玉神——石家河玉文化特展”展厅，看到另一件后石家河文化（距今4200年—3800年）制作玉器的工具，出土于荆州枣阳林岗遗址1号瓮棺的一件玉钻。

展厅“精工敬神”部分的文字介绍，位于石家河古城外围的严家山遗址，揭露了一处玉石器加工场所。附近随葬玉器残次品和边角料的瓮棺，墓主可能是从事玉石器制作的工匠，说明治玉已是一门独立的手工业。数量较多且造型模式化的玉蝉玉虎等，体现了本地制玉的批量化生产；而以神人头像、玉凤为代表的等级高、数量少的玉器可能为专门定制，反映出其治玉工业的系统模式和精细化分工。

天门石家河遗址谭家岭9号瓮棺出土的圆雕玉鹰。整体造型灵动可爱，体现了石家河玉雕的融合创新特征和石家河人高超的治玉技术。长江日报记者周超 摄

石家河人擅长利用浮雕、圆雕等表现形式，琢制具有三维立体效果的玉雕作品。制作玉器工艺以减地阳纹最具代表性：先用阴线刻划出轮廓，再在线外推磨减地，形成中间图案凸起的效果。以孙家岗遗址龙、凤佩为代表的片状透雕玉器则展现了高超的镂空技艺。谭家岭遗址还首次使用了掏膛工艺。

在蔡青看来，玉器作为“器”，具有物质性，除直观体现于“材美”之外，也体现于“工巧”。因玉器在中国古代备受尊崇，往往能体现其所在历史时期最高手工艺制作水平。其“工巧”所体现的艺术性、审美性也是玉器文物价值的组成部分中国古代的玉器也不同与一般的“器”，其制作并非为了实用，而是具有礼器功能，其制作或是为敬天礼地，或为宗事先祖，或是彰显王权，又或为承载灵魂不朽的原始宗教思想。可以说，中国早期玉器能体现特定历史时期某一文化区域内集体认同性思想理念。

石家河遗址出土玉器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它处于中国古代社会的重要变革期，国家形成的关键期，在研究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时间段。该遗址出土玉器制作水平高、种类丰富、数量多。它们不仅能为研究古代治玉技术、设计思维、审美水平的发展提供重要依据，对这些玉器的研究也有助于了解彼时长江中游文明发展情况、不同区域文化间的互动关系，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化进程等一系列问题。

（长江日报记者万建辉）

【编辑：赵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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